《意见》明确，从今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，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，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。“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不仅影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，更影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说。
转型“裁判员”：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
相比“正面清单”规定市场主体“可以做什么”，负面清单是一种更加开放、更加透明、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，也是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有效方式。
《意见》提出，“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按照各司其职、依法监管的原则，加强对市场主体投资经营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。”在冯冰看来，这有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，通过负面清单进行市场准入管理将释放部分行政资源，使政府管理的重心切实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，促进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市场监管，形成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的市场监管制度。在新的制度下，政府将努力当好“市场秩序的裁判员”“市场环境的营造者”，将“重审批、轻监管”彻底转变为“轻审批、重监管”，及时发现并处理假冒伪劣、坑蒙拐骗、窃取商业机密、侵犯知识产权、缺乏诚信的企业，营造公平竞争的法制化营商环境。
根治“潜规则”：激发市场创新活力
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清单制带来的是市场活力的迸发。《意见》提出，“对市场上出现的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等，要本着鼓励创新、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，加强制度供给，寓监管于服务，不急于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”，直接体现了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全新理念。
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下，由于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，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。“也就是说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赋予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，凡是‘法无禁止的’，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，包容一定程度上的试错，这种自由实质上就是经济活力的重要保障。”冯冰说。
相关专家指出，今后，未列入清单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，将按照各类所有制资本一致的原则进入市场，不再对不同身份和性质的市场主体提出不同的准入要求，让一些“潜规则”无处藏身，各类市场主体有了更多的创新创业、参与市场竞争的空间。尤其是长期受到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阻碍的民营资本，将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，有利于落实市场主体自主权和激发市场活力，这对我国当前“稳增长”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强调“动态性”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
“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。”任兴洲指出，此次《意见》明确要求要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的衔接，这将有助于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。
既要结合宏观经济发展的需求明确方向、突出重点，又要防止随意扩大负面清单范围，避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被理解成排斥开放的工具。“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。”任兴洲指出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，我国积极参与产业承接转移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，但由于存在路径依赖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，产业转型升级仍存在缺乏具体抓手、进程总体缓慢的困境。部分地方还因经济增长下滑过快，勉强维持本已处于产能过剩或技术落后领域的“僵尸企业”，甚至还在打各种擦边球，允许企业进入产能过剩领域。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。通过负面清单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衔接，可以将市场准入与产业转型升级有机联系起来，加速经济结构优化，激发市场活力，真正实现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